改革开放40年，中国区域政策几度调整，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区域经济增长极；中西部重点城市在沿海强市的冲击下重整旗鼓，正在焕发无限生机；以沈阳为首的东北城市经济全面下滑，仍在失落中寻找出路。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倾斜到协调的演变。

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因经济基础雄厚以及良好的区位优势，率先设立了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以及沿海港口城市，获得了财税、外资、金融等多方面优惠政策；千禧年后，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逐渐拉大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又获得了政策红利，区域政策从”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转变到”带动其他人富起来“。

区域政策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脉络。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经济实现迅猛发展，90年代则拉开了”长三角时代“的序幕。进入21世纪，则轮到中西部内陆城市崛起，以及东北城市仍在失落中寻找出路。

激荡40年，搜狐城市试着带你梳理一下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与珠三角“四小虎”

1979年1月，国务院决定在广东蛇口建立全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同年7月，国务院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5年1月，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央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随后正式将珠江三角洲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从此，走在改革开放潮头的珠三角地区实现高速发展。除了尽享特区福利的深圳以外，当时的广东还创造了被誉为“广东四小虎”的经济发展奇迹。

“广东四小虎”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东莞、中山、顺德和南海，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相对应。改革开放前，四小虎均为农业县，经济社会以农业为基础；改革开放后，四小虎利用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和开放区的政策优惠，迅速发展为工业大市（区）。

东莞是“广东四小虎”之首，有“世界工厂”之称。当年的东莞凭借毗邻港澳以及劳动力、土地价格低廉等优势，与香港形成了一个“前店后厂”的关系，成为香港转移加工工业的最大基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共有6万家香港企业向内地转移，其中有4万家都选择了东莞。东莞从事的“三来一补”业务（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其经济起步作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东莞的GDP仅有6.62亿元，到1990年已达到80.44亿元，增长了近12倍。

中山、顺德和南海则依托香港的资讯、订单和技术，内外结合，大力培育乡镇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粤军扛着“洋枪洋炮”大力北伐的盛况，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的灯饰等闻名全国。独拥顺德、南海”两虎“的佛山也开启了腾飞之路，在上世纪80年代GDP增幅高达8.69倍。

以“广东四小龙”和深圳特区为代表的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后的前10余年里，成了中国经济发展舞台上最靓的仔。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等地GDP增幅都在5倍以上，在全国遥遥领先。

浦东大开发与长三角腾飞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珠三角时代”，那么从1990年的第一个春天起，以浦东大开发为起点，则拉开了全新的“长三角时代”的序幕。

1990年4月，国务院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这也就意味着，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南向北转移。

对于浦东新区，中央除了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所实行的有关减免关税、所得税和进出口许可证等优惠政策外，还特许外商在浦东开办金融机构和百货商店、超级市场等第三产业，并允许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以及扩大投资审批权和实行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

浦东大开发的第一年，上海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国家级金融贸易区——陆家嘴，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证券大厦、金茂大厦纷纷入驻；同年，第一个以“出口加工区”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金桥开发区设立，大陆启动最早、规模最大、产业最全、辐射最广的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也被批准设立，上海证劵交易所也于年底正式开张。

上海陆家嘴夜景。图/摄图网

上海也由此成为了外资眼中的“香饽饽”。1990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为1.77亿美元，到了2000年便高达31.6亿美元，增长了16.8倍，领先全国；上海进出口总额也由1990年的74.31亿美元，增长至2000年的547.1亿美元，长期位居全国第一。上海的GDP增幅，由1979-1990年的1.7倍，跃升至1990-2000年的5.1倍，速度惊人。

距离上海最近的苏州，迅速抓住了浦东大开发的机会，第一时间抱住了“上海”和“外资”两条大腿。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政府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中国第一个与外国政府合作建设的工业园区落户苏州。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总部上海，建厂苏州”成为了众多资本的不二选择，从三星到希捷，从诺基亚到西门子，苏州园区成为了“世界之窗”。

苏州的经济也由此迎来了飞速发展，1990年，苏州的经济总量为202.14亿元，到了2000年便增至1540.68亿元，增幅高达6.6倍，比上海（5.1倍）还多。

苏州CBD。图/视觉中国

除了苏州，同样位于长三角的宁波也开始了”闷声发大财“。198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宁波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加快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步伐；1987年，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市；1994年，宁波又被确定为副省级市。大批的政策红利，再加上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使得宁波在承接上海工业配套中逐步建立并形成了相对较为完善工业体系，宁波港也得以飞速发展，自2009年起货物吞吐量便位居世界第一。

上世纪90年代，长三角多市的GDP增幅都有显著提高。宁波增幅高达7.09倍，在长三角一骑绝尘，超过了80年代增幅排在它前面的广州和福州；苏州、无锡、杭州增幅均超过6倍，在全国经济舞台上也十分瞩目；上海由80年代的1.7倍跃升至90年代的5.1倍，在当时的经济强市中也是遥遥领先。

西部大开发与成渝双赢

在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先后腾飞的20世纪末，大多数中西部内陆城市则不可避免地步入了低谷。就连西部城市”领头羊“重庆和成都，GDP排名也在不断下滑。

1990年重庆还位列全国第三，1991年被广州超越，1999年被深圳超越，到了2003年又被天津和苏州挤到了第七的位置，且一待就是11年，创下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最低。

成都与重庆如出一辙：1990年成都GDP排名位列第八，1991年被深圳超越，1992年被无锡和杭州超越，1996年还一度被宁波超越。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年鉴 制图：搜狐城市

2000年，中国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政府在政策、财政、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提供了支持。但因为西部贫困人口较多、国有企业比重高效益差、自然条件较差以及交通不发达等原因，得到的市场反响并不大。直到数年后中欧班列开行，西部省市的经济才得以飞速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沿海很多电子信息企业出于成本考虑大举西进，于是重庆、成都等内陆城市纷纷将电子信息产业列为未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重庆规划了世界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成都则瞄准建设中国IT第四极。

在电子信息等企业的倒逼下，为了开辟一条畅通省时且运输成本较低的国际物流通道，中欧班列（重庆）于2011年诞生。这条通道比水运缩短了2/3时间，比空运节省了90%的费用，大大促进了重庆的经济发展。当年，重庆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了13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比上年狂增了6倍多。2014年，重庆的GDP名次超越了已在它前面11年的苏州，2017年又超越了天津，仅次于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

成都也在中欧班列（重庆）开行的第一年，得到了飞速发展。2011年，成都进出口总额在西部城市中排名第一，比上年增长了53.9%，GDP名次也一举超越了原本在它前面的无锡、武汉和青岛，在近20年之后再度跻身GDP排行榜前十；2012-2013年，成都GDP排名再度上升，与重庆仅相差一个位次。

2017年8月，重庆、广西、贵州、甘肃4省区市签署了“南向通道”（“陆海新通道”的前身）框架协议，后又陆续加入了青海、新疆、云南、宁夏和陕西，在铁路运输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

近些年，西部城市在进出口总额增速上，已超过广州、上海等沿海地区，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强劲马车。据第一财经数据，在2005-2015年主要城市GDP增幅前十名中，西部城市占了50%，成果斐然。

振兴东北与东三省“再出发”

被沿海城市经济崛起冲击的内陆城市，除了重庆、成都等西部城市以外，还有沈阳、大连、长春等一批东北老牌经济强市。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雄厚的沈阳有着“东方鲁尔”“中国重工业摇篮”“共和国装备部”的美誉，它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200多个第一，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共和国的长子”。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东北“双子星”沈阳和大连仍保持着GDP排名前十的好成绩，沈阳更是位居前五，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和重庆；1980年，珠三角强市广州超越沈阳；1992年，长三角强市苏州超越沈阳；1993年，深圳、无锡、杭州纷纷超越沈阳；1996年，宁波、武汉、成都超越沈阳；1997年起，同为“难兄难弟”的大连也超越了沈阳；2016年起，沈阳GDP排名更是滑落到第22名，在24个一线、新一线城市中仅高于昆明和厦门，几乎要垫底。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年鉴 制图：搜狐城市

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平衡地缘政治关系，2003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但这轮调整似乎只是短暂地刺激了一下市场，当地的产业转型升级仍面临许多问题。

沈阳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2013年，沈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8%，在副省级城市中增速最快；全市实际利用外资528.9亿美元，年均增长9.8%，总量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二。这看起来似乎有所好转，但实际上也只是让沈阳的GDP名次保持一个较稳定的水平。2015年东北经济全面下滑，沈阳、大连、长春的名义增速分别仅有2.55%、0.99%和2.75%，也让人们意识到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将东北三省的经济下滑形容为“自由落体”，他指出沈阳等东北城市的问题在于一直对传统产业扩充存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够，生物工程、计算机、高端装备制造、互联网、新能源等战略型产业严重缺乏，市场也不够成熟。

2016年4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新一轮东北振兴全面启动，但如今依然没有看到太大成效。沈阳、大连的GDP排名仍在继续下跌。去年前三季度，长春的经济还出现了0增长，产业转型升级压力颇大。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政表示，目前东北经济出现的困难，与缺乏一股强劲的东风激活这些优势资源与要素有关。这股东风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东北经济增速较快下滑，正可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倒逼机制。只有使出狠劲，全面深化改革，由“等靠要”变为“闯改创”，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促进中部崛起与“中部四虎”

同样受到沿海城市经济崛起冲击的，还有大量中部内陆城市。

以老牌工业重镇武汉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初，武汉GDP排名一直维持在前10名以内；1987年，苏州一举超越武汉；1990年起，杭州开始超越武汉；1992年起，无锡也开始超越武汉。从1990年至2011年，武汉鲜少回到GDP排行前10名以内，均徘徊在11-15名左右，“大武汉”盛名难副。

2006年4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在粮食生产、财税金融、资金投入、产业升级、外贸出口、科学教育等多个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在此后的近10年里，中部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尤为迅猛。据第一财经统计，在2005-2015年主要城市GDP增幅排名中，合肥、长沙和武汉增幅名列前茅，郑州也位列前十。

武汉、长沙、郑州、合肥也因近些年的快速发展，被称为“中部四虎”。武汉以光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良好，目前东湖高新区集聚了烽火通信、华工科技等数十家上市公司，是我国上市公司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2017年和2018年，长沙、郑州先后跨入GDP万亿俱乐部行列。其中郑州作为交通枢纽、物流枢纽的优势不断凸显，往全国各地的运输成本都比较低，带动产业要素向郑州集聚。除此之外，作为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的省会和单极核心城市，在城镇化大潮加速的情况下，河南省的人口也将成为郑州最大的潜力。

长沙的经济总量位居中部第二，在其主打产业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医药、汽车等领域都有相当不错的成绩。近年来，长沙涌现出了三一重工、中联、山河智能等体量较大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在中部地区也仅次于武汉，位居第二。

合肥的经济总量虽然与武汉、郑州和长沙相比有一定差距，但也不可小觑。一方面，合肥吸引了美菱、荣事达、海尔、格力、长虹、美的、华凌、三洋等家电巨头落户，一举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业基地；另一方面，在坐拥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名校的基础上，合肥乃至安徽的科创资源得以不断发挥。在人工智能方面，合肥汇聚了一批以科大讯飞、华米科技为代表的企业。

近些年武汉、长沙、郑州的GDP排名也在一路上升，武汉重新超越了无锡和杭州，回到GDP排行前十；长沙和郑州也超越了东莞、济南和福州，向前十发起冲击。2019年，合肥的GDP也达到了9409.4亿元，加入万亿俱乐部指日可待。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支持下，“中部四虎”正在焕发无限生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区域政策几度调整，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区域经济增长极；中西部重点城市在沿海强市的冲击下重整旗鼓，正在焕发无限生机；以沈阳为首的东北城市经济全面下滑，仍在失落中寻找出路。

如今无论是区域外还是区域内，各大城市的竞争都愈发严峻。如何利用好政策红利，全面深入实施改革，在城市竞争中获得先机，打造核心竞争力，将成为各地主政者需要面临的长期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