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伦交所集团报告，2023上半年，IPO活动持续放缓，全球范围内投资银行业务出现明显缩减；中国产生了价值90亿美元的投资银行费用，同比下降了17%。 Dealogic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外资投行在中国内地的IPO份额已降至历史新低——1.2%。在2009年，这个数字还是40.8%。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蔡越坤 老盈盈 7月，维多利亚港的暖风，醺着南侧中环金融区内鳞次栉比的高端写字楼。在这个金融投行“热岛”区域工作的李婷，感受到的却是阵阵寒意。

今年以来，李婷生怕裁员的厄运会突然降临在自己头上。

作为一名在香港外资投行任职的员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身边每隔几天就会传来朋友、同行被裁员的消息，而且隔一两天后她就能看到一个完整裁员名单，信息包括被裁人员姓名、所属公司、部门和职位。

这一波始于2022年第三、四季度的香港投行裁员浪潮，投行部就是“重灾区”，让每一位从业人员人心惶惶。

曾几何时，国际投行巨头汇聚于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投行人才在这里风云际会，光环在身。无论是中资大行赴港上市的盛宴，还是“新经济”公司赴美、赴港IPO的狂欢，国际知名投行均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今年以来，香港投行业，尤其是外资投行，接力收缩业务战线，调整人员投入。处于金融金字塔尖的外资投行精英群体，体会着个中滋味。调整的背后，数字可见一隅。后疫情时代，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地缘政治冲击等因素影响，全球投资银行业务走出一条向下的曲线。据伦交所集团报告，2023上半年，IPO活动持续放缓，全球范围内投资银行业务出现明显缩减；中国产生了价值90亿美元的投资银行费用，同比下降了17%。 Dealogic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外资投行在中国内地的IPO份额已降至历史新低——1.2%。在2009年，这个数字还是40.8%。

如今，投行裁员，业务调整，外资投行的淡出，似乎宣告香港投行黄金时代的褪去。

随着越来越多内地企业赴港上市，中资的本位回归成为不争的事实。这距离第一家中资机构申银万国海外子公司申银万国(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裁员接踵而至

相比在港中资投行，外资投行裁员的力度明显更大。

在李婷看来，多年来，外资投行都会陷入“晴天打伞，雨天收伞”这样一个怪圈：那就是市场好的时候，他们拼了命招人，而到了市场不好的时候，考虑人力成本问题，裁员力度也非常大。

以往，外资投行人员收入最多的情况下是中资的两倍，李婷工作四五年后，于2021年进入外资投行，月薪已经有十五万港元，奖金另计。

如今，李婷所在的团队有八个人，至今裁了一个人，算是她所在的香港外资投行里影响没那么大的团队。“你看看如果哪个行业组项目比较少，那可能就有较大裁员风险了。”包括她在内，还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也没有多少安全感，被裁的通知往往当天才下发，说走就走成为常态，此前并没有太多预兆。

2023年上半年，瑞银集团已完成收购瑞士信贷，并预告会缩减瑞信投资银行业务。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瑞银将会于7月开始在瑞信的亚洲投资银行业务开展裁员。7月5日，瑞银相关人士回复称“不予置评”。

在一级市场交易清淡、IPO业务下降的背景下，国际投行近期根据市场变化轮番裁员。

此前据彭博社消息，摩根大通在新一轮裁员中裁掉约20个亚洲投资银行岗位。美国花旗银行告诉投资者，计划到二季度末完成裁减5000人，主要集中在投资银行和交易部门。7月5日，花旗相关人士拒绝回复裁员情况。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几家大型银行今年裁员人数共计将超过1.1万。根据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华尔街投行的裁员潮也已经蔓延至亚洲，其中涉及中国业务较多的中国香港部门亦是今年的重灾区。

让投行人员更为恐慌的是，被裁员后，很难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工作。

李婷告诉经济观察报，香港大部分投行现阶段基本奉行“只出不进”的政策，对于机构内部非投行的岗位，例如研究员分析师岗位，其实也非他们无法胜任，只是机构还是青睐招聘做研究出身的人。

李婷的前同事在今年初被一家头部外资裁掉了，半年左右他就在一家私人银行机构找到了新工作，这个速度已经很惊人，大多数人可能大半年到一年都没有着落。

不过，外资投行在中国的业务发展与人员布局，也是进退有别。7月4日，德意志银行宣布聘请了摩根士丹利（MS）资深投资银行家SamuelKim，以继续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投资银行业务。同时该行表示将在今年招揽资深投资银行家。

高盛发言人表示，高盛在整个中国内地及香港的长期策略没有变化，仍将持续加大公司在该市场竞争力。高盛国际CEO罗以德近日表示，“有时我们需要扩大投资，有时我们则需要保持敏捷精简”，并强调高盛会继续在中国投资，保持长线思维。

业务调整

两年前，李婷加入外资投行，得益于市场景气度的眷顾，那一年真的是多劳多得，她进外资投行第一年，分红发了6个月的工资，仅仅是奖金就近百万。

但好景不长，才一年多的时间，她感觉世界就变了。李婷表示，每月的薪资并没有调整，也庆幸还没被裁员，但是分红奖金已经缩水，2022年她的分红减少了两个月，据公司内部消息，今年的分红奖金可能还会继续递减。

就这一两天，李婷在等一位企业客户的回复，要不要到内地出差。在被裁员的这一段时间，她到内地与企业进行洽谈的机率也不低，但是真正能谈成的项目寥寥无几。

李婷说的这种情况正变得多起来。6月1日，第三次递表港交所的药师帮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药师帮”）宣布终止委任高盛作为整体协调人。

药师帮表示：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与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于2023年6月1日同意终止委任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整体协调人之一。因此，截至本公告日期，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持续担任本公司的整体协调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近期港交所IPO项目中与高盛解除整体协调人合作的孤例。2023

年4月、5月，北京第四范式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科笛集团先后与作为整体协调人的高盛解除合作。

对于药师帮、科笛集团选择与高盛“解约”的原因，一位接近该交易的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透露，在当时市场环境下，国际投资者尤其是高质量的海外长线基金出手较为谨慎，投行建议等待市场情绪好转后的上市窗口期，然而企业仍决定推进尽快上市。而第四范式则与高盛“解约”背后，则由于被美国商务部列入贸易管制实体清单。

联合资信副总裁艾仁智对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多家内地IPO企业宣布将其境外上市的全球协调人由外资投行改为中资券商。以前，外资投行有着更强的寻找海外投资人的能力，而随着中美地域政治环境的日益复杂，海外投资人的投资份额亦在逐年减少，这使得外资投行传统对接海外投资人的能力无法体现，从而拉低了其市场份额。

多位投行人士亦对记者表示，伴随着美联储此轮加息周期，融资成本高企，对于发行人来说，向境内银行借款的选择明显优于香港上市融资；此外整个经济环境不振，受制于国内企业去美股上市以及美元债发行规模缩减等原因，外资投行业务影响巨大。

从数据看，外资投行在中资企业IPO业务中的份额正在持续萎缩。Dealogic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外资投行参与的中国内地IPO金额2.97亿元，参与度已降至2009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2009年 40.8%，2019年近20%，2022年仅3.1%，而2023年以来只占1.2%。

从业务收入的角度看，外资投行在香港的收入呈现下滑的趋势。一位欧资投行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表示，香港保荐业务中关于新股发行的部分，2022年相较于2020年和2021年的规模都是有所萎缩的。而且不止中国香港区域，全亚太地区市场细分地区所有的投行整体收入都有所下降。

此外，该人士称，美元债市场业务方面，因为整体随着美元利率的上升，美元债的发行规模在缩，其中中资美元债发行最活跃的一批地产公司又受到双重的打击，几乎没有所谓高收益债的发行。

由于金融行业从去年开始萎缩，拥有全球最昂贵写字楼租金的香港，现在面临过剩的写字楼供应和急跌的租金和价格。

7月5日，记者从一位从事香港大型写字楼租赁服务人士了解到，根据其公司内部数据统计，香港中环金融机构占比超过一半。在疫情之前，香港中环写字楼的空置率都是非常的低的，大概3%左右。但是截至目前，香港中环写字楼的空置率增加至14%。从租金角度，目前香港写字楼的租金大致在1200港元-1300港元/平方米，相比此前高峰期跌去超30%。

该人士也观察到，2023年以来有部分金融机构总部有从香港搬去新加坡，或者增加了新加坡人员布局。不过，整个关闭香港办公场所的案例并不普遍。

由于国际市场存在多层次博弈，外资投行也在做出调整。

在IPO等业务缩减时，一位外资投行人士透露，在此环境下，国际投行在争抢重点海外IPO项目的同时，也在其他产品领域寻找机会，包括定向增发、大宗交易、并购、拆分等。

上述欧资投行人士称，他们正转向GDR的发行上，2022年所有资本市场品列中增速最好、表现最亮眼的就是中欧通GDR的发行。

该人士称，去年中欧通GDR发行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发行人也在继续探索中欧通的发行。2022年欧洲市场是一个亮点，这个传统意义上相较于中国香港和美国略微不那么活跃的股权市场，只要有优质公司的发行，都能够吸引到来自全球高质量的国际投资人。

此外，记者注意到，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外资集团正在加大对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业务的布局。例如2021年5月，贝莱德金融管理公司与建信理财合资的贝莱德建信理财正式面世；2022年6月，工银理财与高盛资管筹建的高盛工银理财开业；2023年6月，农银理财与法巴资管合资筹建的法巴农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开业。

昔日光环

与现在的裁员潮相比，外资投行在香港曾经风头无限。

在竞逐香港资本市场的这场较量中，欧资、美资投行曾经轮番登场。香港回归前，港资、欧资券商英姿尽展；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以摩根、美林为首的美资投行大举进入香港市场，并在此后10年占据市场主导地位；2008年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重创了美国等外资金融机构，导致他们调整了在香港的布局，反而此时内地投行开始大举进入香港，逐渐成为香港金融版图的重要力量。

高林加入渣打亚洲投资银行是上世纪的90年代初，距今已经30多年了。那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资投行，也是香港回归前最大的投行。彼时的香港资本市场以欧洲投行为主导。而国内证券市场刚起步，中资投行只有几家银行背景的投行在香港市场运作。

他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1993年的一个IPO项目。那是中国第一批往非A股市场集资的国资企业，当时因为证券法规刚设立，企业自身或上市流程都是全新的，整个过程在国家层面都是一个实验，所以高林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回头看，募资规模虽不是很大，但作为第一批走向境外上市的国内企业，很具有代表性。

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各国汇率的崩溃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受此影响，当年香港最大华资投资银行百富勤集团倒闭了，彼时在普华永道企业融资与挽救部的黄立冲负责把该公司的资产分拆出售。当时市场环境不好，最后接盘百富勤资产的主要是欧资银行和港资的财团。

一年后，国际炒家卷土重来，对香港发动新一轮更为猛烈的进攻，主要是在汇市借港元然后沽空港元。港府为了捍卫联系汇率、提高炒家的成本，导致银行利率和股票按揭利率大幅飙升，很多加了杠杆的投资者连环爆仓，恒指急剧下挫。

黄立冲记得，在恒指跌到七八千点的时候，港府直接用政府的资金，找了十大经纪公司来代其接盘，全力“顶住”恒指。“我当时站在股票机前面看着他们救市，非常惊心动魄。”当时已经跳槽到英国国民西敏证券投资银行部任经理的黄立冲再次回忆时，仍心有余悸。

恒指就这样一年间从16820点跌到6545点，蒸发了60%。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以摩根、美林为首的美资投行大举进入香港市场，并在此后10年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欧资、日资、台资分庭抗礼，活跃在当时的香港资本市场。

英国国民西敏证券亚洲业务在1998年底被工商银行与东亚银行收购，后改名为工商东亚，黄立冲也随之来到了工商东亚（现为工银国际）。

这家合资投行参与了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的上市。谈及港股历史上募资额排名前列的公司，一定少不了它。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成为港股历史上第二大IPO。当时的承销商几乎清一色由美资、欧资和合资机构组成，它们分别是美林集团、中金公司投行团、瑞士信贷集团、德意志银行与工商东亚。其中中金投行团由中金和摩根士丹利联合组成，当时工商银行还聘请了雷曼兄弟公司作为财务顾问。雷曼兄弟于2008年由于投资失利申请破产引发了次贷危机。

在黄立冲看来，这场始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受到重创的是美国本土的大型金融机构，香港金融机构受到的影响要比97年亚太金融风暴小，所以对他自身的业务影响并不算大。但是股灾还是无法避免地发生了，恒指从31958跌到10676点，跌了67%。黄立冲2008年已经有不少投资在股票账户里，对他个人投资的影响则较大，因为资产大概“缩水”2/3。

中资崛起

次贷危机给予了中资券商获得较快发展的外部机会。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永远名誉会长谭岳衡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曾经表示，对在港美资机构来说，因为后院起火，它们在香港及一些新兴市场撤出了一部分“回师驰援”。1997年至2007年，美资投行掌握着话语权的这10年，中资投行还不具备很强的实力，整体来看没有什么大发展。

2008年以后，中资投行急着要追赶外资投行的步伐，当时重金礼聘很多外资投行的专家，高林和黄立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跳槽到了中资投行，彼时中资券商的投行部犹如一张白纸，他们过去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业务网络。

高林到了一家具有国资银行背景的中资投行，谈及接手这家投行的感受，高林坦承，最辛苦的工作来自项目的竞争。做国际投行业务，要有整体配套的策略和充分的国际投资机构网络，现实的情况是经常是多家投行竞争一个项目。除了项目竞争外，刚发展的中资投行在人才的竞争上也有劣势，一些常青藤院校毕业的学生还是更青睐外资投行。

对此，黄立冲亦认同，2009年，黄立冲赴国金证券筹备投资银行部，当时还叫粤海证券。“创业最难的就是资源不足。”黄立冲表示，一家投行刚刚进入市场的时候，由于并没有历史业绩，拿项目要比别的投行难几倍，直到建立了历史业绩，才可以跟人家有公平的竞争，这当中要经历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正常来说要三四年才能步入正轨。

谭岳衡在采访中表示，2007年香港投行承销额排名前十名中，只有两三家中资券商，其余全是外资机构。回看2016年的数据，香港承销额排名前十的投行中，有七家是中资券商、三家是外资机构。

内地企业赴港上市越来越多。2017年，港交所进行新经济改革，为尚无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的新经济公司和中概股回归公司敞开大门。

广发证券研报指出，中资券商权益承销份额2018年之后基本保持在45%及以上，2022年上升至61%；此外，债承份额也稳步上升，市占从2017-2018年的27%-30%上升到近年的35%-40%。原因在于内地国际债发行规模上行且占亚洲债市比重增加，且内地“可持续债”影响力不断深化，为中资债承带来增量。

黄立冲在中资投行长达十年之久。在这段经历中，他经常会接一些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二手项目”来做，即上一任保荐人经手后还存在一些瑕疵，既没能通过也没有被“毙掉”的项目，这些企业通常业绩不太稳定，导致账目较为难看，联交所会特别关注。因为黄立冲属于“老司机”，项目在他手上经历个大概一年半载最后都上市了。

近十年Wind资讯数据显示，中资投行与外资投行分别占据港股市场承销额的半壁江山。中金公司以募资金额分别为1953.35亿港元、213家承销数量位列第一，建银国际、中银国际、招银国际等中资投行也列入前十大名单。今年上半年，港股IPO按照保荐券商项目数量排名，中金香港、摩根士丹利、海通国际、国泰君安国际、华泰国际位列前五，前五席中仅一席是外资投行。

艾仁智表示，现时境外中资券商的母公司大多为内地的大型券商或者银行，资本金实力十分雄厚，如果有业务需要，境内母公司亦可以增资，使得中资券商的发展较少受到资本金规模的限制。随着近年来中资券商国际业务资本实力的提升，使其得以从轻资产向重资产业务逐步转型。

“近期，有越来越多的中资券商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布局境外网络，例如国泰君安国际设立了新加坡和越南分公司；而海通亦收购了葡萄牙的海通银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外资投行的业务差距会进一步缩小。随着更多的中资投行的向海外发展，中资背景的评级机构国际化发展也是大势所趋。”艾仁智称。

前景预期

在多名受访的国际投行人士看来，外资投行人员变动不代表港股吸引力有所下降。港股市场及其上市制度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

毕马威中国指出，2023年初，中国香港IPO市场相对疲弱，但第二季度表现有所改善，平均每宗IPO交易规模超过首季一倍以上。2023年上半年，中国香港IPO募资总额为178亿港元，与上年同期持平；交易宗数共31宗，较上年同期增加30%。毕马威中国预期，下半年，中国香港IPO市场有望迎来大幅反弹。

从全球金融市场环境角度看，经济衰退的阴霾仍然笼罩。

富达国际全球首席投资官Andrew McCaffery认为，第三季度美国金融市场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周期性衰退，在未来12个月内，美国失业率可能会上升至5%左右。现在看来，软着陆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中国的经济尚未完全复苏，企业收益预期下降，青年失业率处于高位，中国消费者还未恢复消费热情。”Andrew McCaffery如此表示，

从国际金融环境不确定因素角度看，2023年3月上旬以来，美国部分银行先后爆发流动性风险，冲击全球金融市场。欧洲国际大型银行如瑞信内控爆雷，被迫向瑞士央行求援，危情频现。另一方面，美联储持续加息，2022年3月美联储开启本轮加息进程，至今年6月已加息十次，将联邦利率从0-0.25%推升至5%-5.25%阶段性高位 ；近期，市场对美联储今年再加息两次的预期升温。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认为，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每轮美联储从加息到接近尾声时，美国经济往往开始降温甚至陷入衰退，体现为失业率上升和通胀下降，同时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甚至触发金融风险，经济降温和金融风险又往往相互强化形成经济危机。

然而，回顾上一轮外资投行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裁员还是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受雷曼兄弟破产等影响，导致外资投行大举裁员控制成本。而本轮外资投行的“裁员潮”持续时间仍然未知。

对于中国内地及香港股权融资市场，上述外资投行人士表示，未来发展无法预测，但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企业的融资需求十分强劲，然而国际投资者情绪仍处在恢复期。

对于未来中国区域业务，上述欧资投行人士表示，在整个市场比较向上的一个态势过程中，能够帮助优秀的企业，无论是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还是在并购、产业链调整、产业链整合或者海外的拓展方面，为中国的企业保驾护航。